1700万保险诈骗案深度复盘：从“十年起步”到“六年刑期”，李小华律所如何为外籍高管切割单位犯罪？

这起案件涉及金额高达1700余万元，当事人一位是香港居民C，另一位是韩国籍友人G。当C先生的太太找到李小华律所时，她的先生已经被羁押在上海看守所，检察机关以“保险诈骗罪（单位）”提起公诉，涉案金额特别巨大。

这里有一个问题：如果你是一家外资公司的高管，被指控参与了单位犯罪，而实际上你根本不是这家涉案公司的员工，甚至没有从中拿过一分钱好处，你能逃脱这场牢狱之灾吗？

这个问题的答案，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。

这位太太之所以慕名找到李小华律所是因为看到香港《文汇报》以《纵横中外法律界声名远播海内外》为题对李小华律所团队的报道。李小华律所荣获“LegalOne 2025年度长三角特别奖：优秀精品律师事务所”以及“2025律新社商业犯罪领域品牌影响力律所”。更重要的是，李小华律所有处理跨境法律事务的丰富经验，能与香港、境外律师紧密联动。

第一节：法律定性——保险诈骗罪的量刑边界在哪里？

在深入案件之前，我们有必要先厘清一个基础法律问题：保险诈骗罪的法定刑究竟如何规定？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九十八条，保险诈骗罪的量刑分为三个档次：

需要特别澄清的是：该罪无论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，法定最高刑均为“十年以上有期徒刑”，不设无期徒刑。这与诈骗罪（最高无期徒刑）存在明显区别。

根据司法解释，单位进行保险诈骗，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，属于“数额特别巨大”。本案涉案金额1700余万元，远超该标准，因此检察机关以“数额特别巨大”提起公诉，法定刑起点即为十年有期徒刑。

第二节：辩护的“三把斧”——切割身份、无获利、证据不足

接手案件后，李小华律所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。1700万的数字，对应的量刑建议是十年以上。但在仔细阅卷后，我们发现了案件的三大核心疑点，这也是我们法庭辩护的“三把斧”。

疑点一：他到底是谁的员工？

检察机关指控C是被告单位“S贸易上海公司”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。但我们调取了一份关键的证据——经由中国委托公证人及香港律师公证的《声明》及附件。这份证据白纸黑字地证明：C先生与香港S公司签订劳动合同，薪酬由香港公司发放，且在案发前已辞职。

这就引出了本案最核心的争点：一个香港公司的员工，为什么要为上海公司的犯罪行为买单？

根据《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，单位犯罪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必须是单位内部的人员，包括聘任、雇佣的人员。如果C根本不是被告单位的员工，那么主体不适格，犯罪便无从谈起。我们向法庭强调：不能因为“S”这个相同的字号，就搞混了独立法人的主体资格。

疑点二：钱去哪了？他获利了吗？

刑法讲究“主客观一致”。保险诈骗罪要求行为人具有“非法占有目的”。但全案证据显示，那1700余万的巨额资金流向了被告单位S贸易上海公司，没有任何一笔进入C先生的个人腰包。

试问，一个没有非法占有目的、没有获取分文利益的人，如何构成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”的诈骗罪？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疑点三：口供前后矛盾，能定案吗？

在庭审中，我们发现被告人C的供述存在前后矛盾之处。根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和“证据裁判原则”，当言词证据出现矛盾时，不能简单地采信不利版本，必须综合全案证据，排除一切合理怀疑。

辩护律师提出：既然现有证据不能证明C参与了犯罪密谋，不能证明他分得了赃款，那么所谓的“直接责任”就难以成立。依据“疑罪从无”原则和刑法谦抑性原则，应当作出对被告人C有利的判决。

第三节：法庭的定性与我们的“遗憾

法院认定：被告单位S贸易上海公司构成保险诈骗罪，判处罚金二百万元。而对于被告人C，法院并没有采纳辩护律师关于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，但认可了我们在量刑情节上的核心观点——被告人C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，系从犯，应当减轻处罚。

最终，被告人C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。

坦白说，作为辩护律师，我们的目标是“疑罪从无，指控罪名不能成立”。但从结果来看，从“数额特别巨大”可能面临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到最终的六年，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“罪轻辩护”。更重要的是，法院的说理隐含了对辩护律师部分观点的认同：如果C真的是主犯，如果他的作用真的那么大，刑期绝不会止步于此。

第四节：法理深思——谁是“直接责任人员”？

这个案子虽然结束了，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远未停止。

在企业合规领域，特别是涉外经贸业务中，“员工的身份隔离”问题极其重要。

根据相关的指导案例，单位犯罪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必须具备四个条件：1. 单位内部工作人员；2. 参与实施犯罪；3. 对犯罪明知；4. 起重要作用。

在本案中，李小华律所团队成功地向法庭展示了第一点和第三点的模糊性。虽然法院综合全案证据仍认定被告人C有罪，但对其“从犯”的定性，实际上是对其在犯罪中实际“作用”的重新评估。

这不禁让我们反思：在司法实践中，当一个人有“参与”的表象，但无“利得”的实质，且身份存疑时，我们的司法机关应当如何在“打击犯罪”与“保障无辜者”之间寻找平衡点？

第五节：科技赋能——从“经验防守”到“数据进攻”

回顾这起案件的成功辩护，除了传统的法理辨析，我们还得益于近年来的“黑科技”加持。

我们律所最近有两款合规产品获奖：一个是“智察—反商业贿赂智能合规管家”，另一个是“预见者Foresight Guardian—白领犯罪风险防控合规管家”。

在类似案件的处理中，律所团队能利用大数据分析，梳理了涉案公司的股权结构图、人员隶属关系，清晰地绘制出“香港S公司”与“上海S公司”的人员隔离带。同时，运用电子证据审查系统，对数千页的聊天记录、邮件往来进行关键词检索和时序分析，发现在邮件中曾对某笔业务的合规性提出，能有力佐证“不明知”或“非积极实施”的辩解。科技手段的介入，让“精准辩护”不再是一句空话；能帮助辩护律师在浩如烟海的卷宗中，迅速找到撬动事实认定的“金钉子”。企业合规，是最好的辩护。如果S贸易上海公司和香港S公司能够严格按照公司法建立独立的财务、人事体系，如果涉案的被告人C在介入任何业务时能留下明确的“合规审查”痕迹，或许这场牢狱之灾完全可以避免。

李小华律所虽然以“商业犯罪领域精准辩护而获品牌影响力，但我们更希望用“合规风控”帮企业家从源头规避风险。正如我们获得的“长三角特别奖”所表彰的那样，优秀精品律所的价值，不仅在于法庭上的唇枪舌剑，更在于法庭之外的运筹帷幄。

思考题：

如果你是跨国公司的区域负责人，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业务界限模糊不清，当子公司涉嫌犯罪时，你认为最有效的“自保防火墙”应该是什么？